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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恩溥传之四:策动云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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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动云南起义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根据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全国胜利的形势,明确提出今后要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所谓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这“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所谓北平方式,即用和平的方法,将国民党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就是让其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待条件成熟后,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改编。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后两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为了争取以绥远方式解决云南问题,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云南地下党从各方面、各条战线做了大量的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在此期间,安恩溥为争取卢汉,策动云南起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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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便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口号,这个口号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企图消灭红军,二是想要吃掉各省的地方势力。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次弟削弱了西南诸省中四川、康西、贵州三省的地方实力,唯有云南龙云,虎踞全滇,开富增源,养精畜锐,所有军事、行政、财政、人事,都与蒋介石中央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状态,与蒋介石貌合神离,阳奉阴违,加上抗战期间民主运动在昆明开展,使昆明有“民主堡垒”的称号。对此,蒋介石甚感不安,决心从长打算,解决云南问题。
1945年10月,蒋介石趁滇军人越受降之机,于3日发动倒龙政变,采用军事突然袭击的方式,改组云南地方政府,将龙云挟持到重庆,完成了多年来的宿愿。此后,蒋介石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并将滇军调到东北参加内战。
刚刚从重庆陆军大学毕业出来的安恩溥一回到云南,就遇到蒋介石发动的云南政变。由于时局动荡,不愿再参加打内战的安恩溥便暂栖昆明,静观时局的变化。
抗日战争后期,昆明成了国民党统治区著名的“民主堡垒”,这同龙云先生的支持和同情是分不开的。此时,安恩溥饱经人世沧桑,在思想上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在政见方面基本与龙云保持了一致。早在1943年安恩溥还在担任六十军军长时,在与龙云关于时局的交谈中,听到龙云骂蒋介石独夫,并知道龙云在政治上、经济上支持民盟,赞扬民主人士。为了不至误事,安恩溥曾委婉地对龙云说:“过去一贯拥蒋,现在反蒋,须有表示使部下知道是必要的;但是谋人而使人知者不智,随时怒骂,给蒋介石知道了,反而会误事。”
龙云被蒋介石软禁重庆后,安恩溥不避嫌疑,常到重庆李子坝看望龙云。
1946年初,国民党召开政协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在会议期间在坚持和平、民主和团结建国的大前提下,在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等方面作了真诚无私的让步,龙云赞佩不绝,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国家化”方面的让步更是惊佩不以。龙云委托安恩溥请一个有军事素养,又能写作的人帮助他写关于“军队国家化”的意见,并打算文章写好后在新华报上发报,安恩溥便约马逸飞到龙云李子坝住所。马逸飞是中共地下党员,曾被地下党派到六十军一八四师中工作,安恩溥与马逸飞到龙云住所正好遇到监视龙云的特务裴存藩,此后,马逸飞不愿再去龙云住所,没有写成这篇文章安恩溥深表遗憾。
卢汉上任云南省主席之初,云南财经方面的大问题,就是云南人民十多年来的血汗的积蓄(在海源寺后方的西华洞),被蒋介石派云南税务局局长赵恩巨监管,云南不得过问,使云南财政受到蒋介石的严格控制,并冻结了云南外汇。1946年底,卢汉通过各种关系,启封了西华洞,解除了蒋介石对云南外汇的冻结,并决定以全省人民的名义,用这些资产成立云南人民实业公司,由各县派一个代表到昆明开会,并选出董事会、监事会。由于这份财产原来分别属于云南企业局系统和经济委员会系统,在人民企业公司筹备期间,各方面争执激烈。为了起到制衡作用,1947年初,安恩溥应卢汉之约,与李炳垣、禄国藩一道去做各方面代表的工作,使选出来的董监能听卢汉指挥,这样卢汉对云南的财经得到了确实的掌握,对后来云南组织自卫,顺利实现起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安恩溥参加了云南第一区立法委员会竞选,当选为南京立法院立法委员。此时,龙云已被蒋介石挟持到南京继续软禁,安恩溥利用到南京开会之机,在南京长时间逗留,常到龙云住处,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与龙云保持密切联系。
1948年9月,卢汉在南京见到安恩溥,要求安恩溥回云南协助他的工作,并对安恩溥说:“莫在外头混了,回去负点实际责任。”此时,云南民政厅长杨文清称病辞职,卢汉通过反复考虑,决定并向蒋介石面呈,要求由安恩溥接替这一重要职务,得到了蒋介石的允许。
1948年12月8日,龙云逃脱蒋介石软禁,到香港居住,安恩溥便从南京取道香港回昆明,并在香港拜见了龙云。见面中,多次商谈了关于云南起义的问题,他们认为,蒋介石节节败退,最后一定会退到云南顽抗,其结局是失败后又逃到台湾或外国。这样一来,云南作为最后战场,大家和老百姓的苦难不堪设想。并且等到云南解放,大家的罪恶账就算不清了,唯一的办法只有起义,才能救云南的老百姓,并救自己。
交谈中他们认为卢汉到了现在,对这一点也可能有了清醒的认识了。龙云要安恩溥回云南告诉卢汉积极准备起义。要求安恩溥如果卢汉同意起义,安恩溥等人无论在朝在野,都要拥护他,协助他起义,而起义的时间愈早愈好,最好是在解放军渡江之前,太迟了搞成马后炮,就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了。龙云还表示负责在外面找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和与各党派联系。要求安恩溥起义前与四川邓锡候、西康刘文辉加强联系,争取滇川康联在一起,保证起义的成功。如果卢汉执迷不悟,大家还是要积极准备起义,云南忠义之士很多,只要团结一心,不要卢汉也干得起来。龙云还嘱咐安恩溥要与云南各地世家以及滇黔、滇康边境的世家,尤其是彝族的世家取得联络,发动他们参加起义。
安恩溥对当前的局势作了认真分析,指出卢汉在当师长时就接近了进步人士,并且一向都是讲求现实的,现在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不会无动于衷。他建议龙云写一封对形势进行透彻分析的信给自己带到云南交给卢汉,劝劝他,他起义的可能性是大的。万一卢汉不干,建议由龙绳武、龙绳祖(龙云之子)回去策动起义,因为他们年青,离开部队的时间不长,对旧部的号召力强。安恩溥还分析了云南及周边世家的情况,认为他们的武力,大多数是腐化成性的乌合之众,只能在必要的时候作一定的利用,如果依靠他们,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
安恩溥离开香港的前夜,又与龙云进行彻夜长谈,最后的结论是:(1)要尽量争取卢汉起义,因为本钱在他手里。(2)安恩溥回云南后,要组织在朝在野的人都支持卢汉起义。(3)在外与共产党和各党派的联系,由龙云完全负责。(4)起义时间最好定在解放军横渡长江之前。
次日,安恩溥乘飞机返昆明,飞机临起飞前,龙云送来给卢汉等人的信和龙之荀(龙绳祖之妻)的信,安恩溥将信塞在鞋里带回昆明。


(二)


安恩溥是接受龙云指示回昆明策动卢汉起义的第一人,他的主要任务是:(1)向卢汉转达龙云对形势的分析,希望卢汉认清形势,准备起义。(2)明白告诉卢汉,如果他拒绝起义,龙云也要把起义搞起来。龙云要安恩溥尽快回答“卢汉究竟愿不愿起义”这个重要问题。
安恩溥到昆明后,把龙云的信交给卢汉,并如实转达了龙云的意见。到1949年2月25日,卢汉才给龙云回信并提出三个方案:(1)卢汉自己称病辞职,保安恩溥代理省主席,然后由龙云直接指挥安恩溥发动起义。(2)走马换将,龙云回云南,卢汉到香港,由龙云自己发动起义。(3)如果要卢汉领导起义,要求龙云命令龙绳祖、万保邦、龙奎垣等都要听卢汉的话,否则云南的事情搞烂了,卢汉都不负责任。最后,龙云同意了卢汉的第三个方案。


1949年2月1日,安恩溥正式接替杨文清职务担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此时,民政厅负责吏治、积谷、救济、禁毒、团务等方面的重要工作,业务繁多。为了保证云南起义从上到下顺利实施,安恩溥通过反复思索,决定委任王凤端为省民政厅主任秘书。王凤端担任过县长、昭通地区专员,在云南政界有比较丰富的经历,对各方面的工作和情况都比较熟悉,又与安恩溥在昭通共过事。安恩溥将民政厅的事务性的工作都委托王凤端去办理,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协助卢汉准备起义和选派各县县长、整顿机构、培训骨干等重要工作上。
安恩溥任省民政厅厅长后,便与省政府人事室、省保安司令部等联系就原打算委任为各县县长、县重要部门负责人的登记名册进行研究,并与一些原准备委任为县长的人选进行面谈,发现原名册中的人选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只想当太平官,不愿冒险犯难;有的想趁当县长之机大捞一把;有的得过且过,意志消沉;有的眼高手低,自命不凡,想出风头,实际上是“做火钩嫌长,做门杠嫌短”;有的强调本县人做本县事,为“赶门前街”要出任县长。特别是普洱、缅宁两区,为了思茅、镇沅、澜沧、佛海等县长的人选问题,安恩溥约这两区留昆人员谈了几次,意见都统一不起来。
为了保证此后云南起义的顺利进行,安恩溥特别另外物色了一批原第一集团军六十军中较为清正兼洁的人员派到各县当县长,使他们届时能听从指挥,至少不反对起义。在这些人赴任之前,安恩溥都与他们进行了密谈,谆谆告诫他们,蒋介石必定要垮台,在其垮台之前,他还企图以西南为最后根据地,以云南为最后战场,但,他终于是要失败的,我们要反对蒋介石以云南为最后战场,达到救云南和自救的目的。安恩溥还布置他们到任后,首先要认真整顿团队和民团,将地方武装切实掌握起来,站在人民方面,打击土豪劣绅,对中央人员和中央军尽力敷衍,尽量争取与进步人士和朱家壁领导的滇桂黔边游击纵队取得联络。
为了精简机构,节约财政开支,1949年6月,云南省一些部门实行合署办公,安恩溥与卢汉一道对云南省的机构进行了整顿,其主要成绩有以下几点。
(1)撤销云南警务处。一年来,云南警务处处长都是由特务头子担任,这个处成为特务活动的基地。警务处撤销后归并到省民政厅,作为民政厅警务科,另设科长。
(2)撤销在当时藏污纳垢之所的社会处,其业务并归民政厅社会科。
(3)裁并卫生处,归民政厅设科,另设科长。
(4)由民政厅带头裁减科长以下1/3以上人员,随后,在各机关裁汰冗员。
(5)更换昆明市公安局负责人,将原特务头子之一王巍换去,以市长曾恕怀兼任,新增副局长李志正负责公安局的日常事务工作。
以上工作不仅裁汰了冗员,为十分吃紧的云南省财政节省了大量的经费开支,安恩溥还趁合并机构之机,协助卢汉赶走了一些原在要害部门掌握实权的特务头子,安插了不少信得过的人到各机关掌握实权,这对云南民主运动和云南和平解放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后来“九九整肃”时,卢汉表面应付蒋介石,实际要保全被整肃人员,新调到市公安局的人员在这种复杂情况中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为了培训干部,造舆论,做好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使云南上下认识一致,步调一致,安恩溥与卢汉研究后,成立了云南省训团。省训团由卢汉兼任团长,安恩溥兼任教训长,总理团内一切训练事务。到省训团受训的学员大部分是由当时云南的军政机关保送的,一部分由具有大专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经过考试,择优录取的。省训团共有学员400余名,编为行政、自治、财务三个班。行政班的学员毕业后拟派任为各县县长;自治班的学员毕业后,拟派任为各县科长、局长、区长等职务;财政班的学员毕业后,拟派任为各县财政科长、财政局长等职务。三个班又混编为三个中队,由军事大队组织训练军事。
省训团抛弃、否定了原来国民党训练干部的《力行丛书》、《中国之命运》等思想反动的教材,选取学员急需的知识,扼要讲述经济学、财政学、合作运动、政治学、农业、军事等方面的课程。
每日升旗、朝会讲话和个别谈话、查阅学员日记是培训团的主要课程。
每日的朝会讲话是安恩溥的重要工作之一。他在朝会讲话中,讲述了自己在抗战期间的见闻,抗战胜利后云南人民负担沉重,生活艰苦,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实际情况。他的讲话慷慨激昂,颇富感染力。在讲到自己亲眼目睹农民生活艰苦情况的实例时,他在台上老泪纵横,用手绢不断揩拭,台下的学员也十分感动。安恩溥在每天的讲话中,都谆谆告诫学员,将来毕业工作后,一定要注意人民生活,要把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作为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
安恩溥和训导组采取“导而弗牵”的办法训导学员,他们在训导和对学员的谈话、提问中内容广泛,涉及古今中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社会实况,人民生活,纷繁庞杂,好象是没有中心的大杂绘,也好象是散乱的珠子,但却有一条纽带将这些问题贯穿在一起,就是通过这些讲述和提问,旁敲侧击地启发学员对现实产生怀疑,进而否定现实,诱导他们寻求真理,自己思索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问题的办法。
在谈话中,他们与学员谈抗日战争中南京保卫战、淮海战役的情况,提出在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为何不乘敌人未合围时集中优势兵力,击敌弱点,以致坐失良机,让敌合围后仓皇逃溃?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部署周密,装备精良,但仍然失败,用中国古代兵经《孙子兵法•计篇》的五事七计来衡量,是否战争的胜败,最主要的还是决定于地、天、道、法、将的“道”,还是今民与上同的“道”?通过提问,以活的战例,暗示学员,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他们祸国殃民,失去民心所致。
他们还通过讲述世界上先进国家政党相互合作给国家带来的好处,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国共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是否应该继续贯彻执行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伟大思想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政策;为什么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不能合作,愈合战争创伤,建设国家等问题,暗示学员北伐战争占领武汉后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民党,都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三大政策,独吞北伐和抗战胜利果实,沦为独裁的政权。通过昆明南屏街银行多、美国小麦面粉及日用品充斥市场,提出民族工业发展前途等问题,暗示学员国民党政权下的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通过讲述历史上的兴亡得失,启发大家要明大体,爱国家、爱人民,除物质享受外,还要有理想和事业心,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先于个人。
在省训团学员的课外活动中,安恩溥安排学员学习扭秧歌,唱《山那边有个好地方》等歌曲。为了改变被训导人员对劳动的看法,安恩溥还组织他们到昆明郊区普吉搞劳动,参加水库建设,让受训人员参加体力劳动,这在省训团还是第一次。
总之,安恩溥和省训团的同仁们通过提问的形式,暗示学员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的无能,以致祸国殃民;在政治上背叛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政策,沦为独裁专制;在经济上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使学员自觉地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和否定,引导他们寻求真理,达到拥护云南起义的目的,这是安恩溥在策动云南起义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在安恩溥积极策动云南起义期间,国内局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早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动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1949年1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决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同月31日,北平解放。3月26日,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半个月的磋商,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后,提出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要求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自己揭穿了“呼吁和平”的假面具,国共和谈破裂,21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此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于4月23日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
消息传到香港,龙云十分着急,认为云南不尽快起义,政治意义就不大了。为了促使云南早日起义,龙云又派人带信到昆明催促来收拾也成困难问题。由于龙云在香港,对卢汉所处的困境不甚清楚,因此,在信中还告诉安恩溥,卢汉不可靠,要安恩溥不要受骗。
1949年3月,龙绳曾由香港回到云南。龙绳曾是龙云的三儿子,云南教导团毕业,曾在五十八军担任过团长,他的活动,主要是搞帮会,此时,招赘在拖车土司禄廷英家。龙云下台后,龙绳曾也被蒋介石叫到南京进将官班。他到昆明后,到省训团找安恩溥未遇,便离开了昆明,转到昭通。后来,龙绳曾派拖车管家唐声周对安恩溥说:“龙绳曾由香港回来时老主席告诉他,叫你莫受卢主席骗,要自己准备干起来。他到昆明没有见着你,到昭通和安专员商量组织起来,最初拟组织云南人民革命军,推你任司令,安纯三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纵队长,龙绳曾任第一纵队长,以后陇承尧、龙奎垣他们也要编成纵队,纵队下可以编支队、大队。现在正在派人和各方面联络;会理的邓贡廷家,我们是早有联络的,编三几千条枪不成问题;威宁方面,安尊三他们也可以编三几千条枪,我们计算,合起来万把条枪不成问题,决定改编为西南人民革命军。叫你不要再犹豫,负起责来,必要的时候接老主席回来主持。”
到底是按龙云的指示,与龙绳曾一道匆匆忙忙地干起来,还是相信卢汉,继续与卢汉合作,策动起义,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对安恩溥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选择。他在昭通任职多年,深知龙绳曾、龙奎垣、安尊三、陇承尧等地方豪强势力的武装组织成份十分复杂,如果一旦同他们联手干起来,必然会将云南搞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选择了相信卢汉,与卢汉一道,共同策动云南起义的正确做法,并在龙云和卢汉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云南和平起义顺利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制止龙绳曾等人盲目行动,安恩溥委婉地对唐声周说:“你们对联络的人有什么办法管理?问你们要粮、要钱、要子弹,你们从哪点拿给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有什么把握使他们拼命?问题多着呢!至于龙绳曾拖车的力量,我在上海和龙绳曾讲过,大凡自己有枪保家的人,要考虑为我抬枪的人枪口会不会向自己这个问题。我替安纯三、龙绳曾想,最好是把自己现有的武装力量搞好。如安纯三,卢主席给了他两个保安总队,将近两个团,还有十一个县的团队,现铁可以炼钢,粮有人出,钱和子弹有要处,认真的训练好了用得成,就足以应付事变了。”要唐声周转告龙绳曾,“把现有的人枪好好整顿一下,好好的管理起来,”“主要是要把自己的搞好,对附近有力量的人的联络,只能讲朋友,有事互相帮忙。真正有事的时候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妨害自己,最多只能希望他们能呐喊助威,牵制一下敌人。”安恩溥告诫他们,“万万给不得名义,你们一给名义,他就要伸手向你们要东西,抬着名义招摇,坏起事来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时候龙绳曾反而坏了老主席(指龙云)的事,你们的责任也就大了。”安恩溥还对他们讲:“我看不出卢主席那点骗我”,认为“老主席远在香港,不了解实情,干着急”。
此后,安恩溥在给龙云的复函中用卢汉不买南京政府的账,反三征,拒用银元券,积极接近进步人士,并委任安纯三(安恩溥胞弟)当专员,陇生文(安恩溥表弟)当旅长,对自己的工作放手等事实,证明卢汉不会骗自己。安恩溥在信中还指出,现在蒋介石在云南力量大,云南保安部队数量质量都还成问题,现卢汉正在积极整训。安恩溥认为龙云与卢汉两人的心情正象在洪水中渡河时,岸上指挥的人和船上掌舵的人心情一样,他们都希望能早点到达彼岸,但在岸上指挥的人心情迫切,希望越早越好,而船上掌舵的人心情沉重,因为他有负全船人性命的责任,因此,卢汉对龙云不是骗不骗的问题。安恩溥还在信中提请龙云注意:“找组织关系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卢已自己派人去找,我希望还是快快找来的好。”此后,龙云复函说:“华南局已指定姓李的在昆明和你们联系。”日久不见,安恩溥又派人去催,回来传达龙云的话说:“革命是各人自己的事,要毛泽东画把刀给他们拿着才算数吗?”最后,由谭文骧送来龙云的信,是一些提纲性的指示。
谭文骧是龙云之子龙绳曾从香港派回来的,安恩溥见他说话和行动都带有严重的帮会口气,怕他坏了起义大事,便报告卢汉派人将其暂时拘捕起来(后到云南起义才释放)。
1949年5月,龙云夫人顾映秋从香港到昆明,安恩溥前去拜望,顾映秋问他卢汉的态度如何?并转达龙云希望他们“早点行动起来”的意见,安恩溥对她讲了卢汉的态度,认为卢汉“起义的成分是多了,但这不是小事”,要求顾映秋找卢汉妻子龙泽清多做些工作,促成卢汉起义。顾映秋在昆明期间,原龙云公馆经理陈子良、副官严鼎等表示可以联络一些地方武装搞起义,安恩溥劝阻顾映秋,指出他们联络的这些人情况十分复杂,将来没有办法管理驾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他们要从长远考虑。


(四)


为了使在朝在野的人都拥护云南起义,安恩溥由香港到云南后,利用多种关系,与云南各个方面的人员进行联系。
龙云在一次来信中说:“吴少默、唐用九、杨青田、张克诚、马曜等五人,能说,能写,能做,可以找他们帮助。”杨青田等人是昆明的地下党员。安恩溥接到信后,便把信给卢汉看,商量后由安恩溥出面与他们联系。
吴少默早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此时是昆明进步的民主人士。早在1927年卢汉任师长时,吴少默便担任过该师政治部主任,其时安恩溥是师部参谋,便猜测他是共产党员,后来国民党清党,吴少默离开云南。杨文清任省民政厅厅长,吴少默任秘书。安恩溥接任民政厅厅长,想留他继续任秘书,但他以病坚辞。因为他是熟人,安恩溥便先打听他的下落,结果在昆明张天放管理的木棉公司找到他。安恩溥与他商谈了几次,吴少默答应与安恩溥一道研究一些问题。此后,安恩溥在思想上以他为师,约他每周星期三、六夜间十点钟后在卢汉家里辅导卢汉、安恩溥、龙泽汇等人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等理论。又在省训团辅导安恩溥和省训团军训大队长杨炳麟、训导组组长王行呤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延安整风中的重要讲话。安恩溥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吴少默对我们的学习很关心,以后不断地给我们一些帮助。
安恩溥还去找在云南大学任教的马曜,要请他到省训团负责教导方面的工作,并协助策划云南起义,但因中共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到滇西未回,未得到上级组织的批准,马曜均婉辞不就。此外,安恩溥还与杨青田、唐用九联系,并向杨青田请教了一些问题。
在一次来信中,龙云向安恩溥介绍昆明的杨维骏,说他思想进步,介绍他与安恩溥合作。此后,杨维骏又向安恩溥介绍了杨明、丁维铎、杨伯文、莫汉文等人,并与安恩溥一道畅谈当时的国内形势,学习革命理论;帮助他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安恩溥引他们与卢汉见面,与卢汉谈形势、谈理想,指出“没有中间路线,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安恩溥还与他们一道商量,请他们出面参加了组织西南人民革命军,协助做好陇生文保安旅中的下级军官的工作,帮助寻找中共党的组织和与“边纵”联系,安恩溥还介绍杨伯伦随余建勋去与滇西北游击队联络。
万保邦是龙云派回云南来搞起义工作的人员之一,他过去是滇军重要将领之一,是安恩溥的老部下。1949年3月,万保邦由香港回云南后,便转达了龙云的意思,了解安恩溥争取卢汉起义的进展情况。万保邦表示回云南后,并不是要靠卢汉,对安恩溥说:“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办法。”为了做到统一行动,过两天,安恩溥便回访万保邦,告诉他说:“卢主席认为国民党肯定要垮台,共产党肯定要成功,这一点是说得干脆的,但还没有谈到本省如何办,卢汉如何打算。”并告诉万保邦:“卢这个人很深沉,我们只有等待。”当万保邦告诉安恩溥他要回屏边组织“中国云南自卫军”。安恩溥要他谨慎行事,怕行动过早暴露了起义的目的,并建议他还是一面和在开远的国民党二十六军敷衍,一面暗中联络准备自己的力量,与各方面配合,同时行动为好。
安恩溥认为万保邦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在文山、屏边一带原来也有些号召力,现在如能按卢汉的指示,借在屏边协助剿匪之机,并与刚委派去的文山区专员罗廷标等人配合好,对云南的起义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他若稳健一些,至少可以牵制蒋介石派到云南监视卢汉的嫡系部队二十六军。万保邦离开昆明后,安恩溥把万保邦的意图告诉了卢汉。
为了防止万保邦盲目行动,使他能等待卢汉作出决定再配合一致行动起来,安恩溥与杨维骏一再商量,请求他找几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去帮助万保邦。最后,决定由莫汉文去作联络员。安恩溥写了“凡是认为可以联系的人,先要弄清人、枪确数和质量,进一步加以可能的整训,作必要的掌握,待时机到来,得到省方的通知,然后配合各方面一起来干”的意见给莫汉文带给万保邦,并向莫汉文布置了具体的任务。
万保邦不接受安恩溥的建议,自己组织自卫军并向蒙自发起进攻,被蒙自保安队和二十六军击溃。此后,安恩溥又向卢汉报告,并派人前去招抚万保邦,要他接受教训,重整旗鼓,待机而动,但因万保邦一直东躲西藏,没有联系上。


在策动云南起义的期间,安恩溥还协助卢汉,做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争取工作和到川康与当地实力派刘文辉、邓锡候联络的工作。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席卷千军如卷席”之势,迅速攻占了大江南北。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便企图以云南为在大陆的最后反共基地进行负隅顽抗。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计划,他便派遣自己的嫡系部队二十六军、第八军先后进驻云南,加强在云南的军事力量,并对卢汉进行监视。为了减少起义的阻力,安恩溥与卢汉商量后,派人到二十六军、第八军中去做工作。
1949年4月,安恩溥托时雨楼去做驻滇南——带的二十六军的工作。时雨楼到二十六军后,直接在驻开远、蒙自的营、连长一级军官中开展工作。安恩溥还通过永达商行经理王燮和(昭通人,与安恩溥是世交)将活动经费半开银币9800余元陆续转给时雨楼,作为在二十六军中开展活动的必要开支。此后,二十六军中的部分部队起义,并拖到弥勒山区,为“边纵”收编。
卓立是滇军的高级将领之一,与安恩溥在滇军中共事过多年,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成了莫逆之交。1948年,卓立到南京陆军大学任教官,安恩溥在南京任立法委员,曾经常往来。当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南京一片混乱时,他们在一起共同交谈中,认为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应该另寻出路。1949年6月,卓立来到昆明,安恩溥通过试探后,知道卓立也迫切希望寻找新的出路。安恩溥让他住进省训团,准备让他在云南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等做点工作。
正在这时,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电请卢汉转请卓立去任第八军参谋长,安恩溥将李弥的请求转告卓立,卓立表示不愿重新自人火坑。安恩溥与卢汉商量,认为李弥部到云南,目的是明显的,我们还要想办法打人他的部队,今天他要卓立去当参谋长,再好也没有了。让卓立在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做点工作,比去李弥部那里的作用小得多。此后,安恩溥去向卓立做了细致的工作,卓立才答应到李弥部任参谋长。
安恩溥在离开香港前,龙云曾告诉他说:“刘文辉、邓锡候我们是说过内话的。”为了争取外部支持,与川康统一行动,1949年8月中旬,安恩溥与卢汉商量时,卢汉提出如果刘文辉在西康行动起来,对我们帮助很大,就是找不着适当的人去。由于卓立曾在四川部队中工作过,与刘文辉较为熟悉,此时,卓立虽答应到李弥部任参谋长,但,尚未到职,仍住在省训团里,安恩溥便推荐卓立前去,并认为他去是可以完成任务的。卓立完成与川康的联系任务后,返回云南,又按安恩溥、卢汉的指示,到李弥部任职,并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
此后,云南亥佳起义,卢汉即将起义电刘文辉,川康也在一天后先后起义。滇川康起义行动一致,这是大势所趋,但也是卢汉、安恩溥与刘文辉、邓锡候相互联系的结果。
在策动云南起义期间,安恩溥还协助卢汉,积极与中共地下党党组织和“边纵”联系。
安恩溥离开香港时,龙云曾表示找共产党和与民主党派联络由他联系。但直到长沙起义,龙云方面仍没有结果。1949年7月,卢汉告诉安恩溥,龙泽汇找着华南局派来云南工作的张伯坚,安恩溥请吴少默去和他谈了两次话,后来发现张伯坚是特务,被卢汉将其逮捕。此后,安恩溥又协助卢汉,派林南园到香港找地下党组织接头。
长沙解放后,安恩溥按卢汉的指示,直截去找杨青田问起义的时机。一天,安恩溥借在乐群新村一个姓沈的医生家打麻将之机跑到柿花桥杨青田家,转达卢汉的意思。杨青田告诉他说,“这个问题大,等我和朋友商量一下,过天再告诉你。”安恩溥第二次去,杨青田对他说:“请你转告卢主席,以大军人黔为时期。”当时安恩溥推想,这样重大的问题,卢汉派自己去问杨青田,他能这样明确地回答自己,说明已找到了组织关系,但,这一问题他也不便向卢汉打听,大家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1949年7月,安恩溥又按卢汉指示,去找宋一痕,请他到香港与地下党组织联系。后来,宋一痕到香港找到了华南局,通过华南局介绍到北京见着周恩来,周恩来高度评价云南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告诫他,须大军由湘人黔,能够支持时才能起义,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以免云南地方糜烂,8月,宋一痕回来向卢汉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为了与“边纵”取得联系,卢汉与安恩溥商量后,由安恩溥出面请杨维骏、莫汉文等人多方联络,并送去无线电台,联系不止十余次,见到了“边纵”主要领导之一余卫民,但,双方没有达成一个切实的协定,以至后来游击队还与陇生文、余建勋等部发生过流血事件,在昆明保卫战中,也没有很好的配合。


(五)


正当卢汉、安恩溥积极酝酿起义之际,龙云与黄绍竑等44人于8月13日在香港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明确表示脱离国民党,归向人民,痛斥了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次日,龙云在香港接见记者,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他兴高采烈,但却过早地透露了云南起义的活动,甚至宣布“云南起义!”香港各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并说龙云派亲信到云南活动。
解放战争后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妄图利用云南地处边陲,有国际通道的条件,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把云南作为大陆上最后的反共基地。蒋介石看到龙云派亲信策动云南起义的报导后,十分震惊,代总统李宗仁也深感不安。李宗仁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提出要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下令桂系部队人滇镇慑。蒋介石也亲自由台湾经广州到达重庆,决心要解决云南问题。这一切,给卢汉、安恩溥等准备起义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卢汉担心云南自身的力量不足,解放军距离又远,万一真的打了起来,地方就会遭到糜烂。他左思右想,无可奈何,只得多方设法,请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接受了张群的建议,不同意行政院改组云南省政府的决定,并派国民党陆军副总参谋长肖毅肃到昆明督察。
蒋介石从台湾赶到重庆后,意欲召卢汉到重庆面谈,想做卢汉的工作,通过卢汉,控制云南。卢汉推故未去,蒋介石又先后派俞济时、肖毅肃来解说催促,后又派蒋经国到昆明,说若有必要,卢汉去渝期间,蒋经国可以在昆明多住几天,有留作人质之意。8月29日,张群打电话给杨适生转致卢汉,劝卢汉到重庆,并说不去重庆后果是很不好的,蒋介石已决定除第八军、二十六军外,又加派两个军,60架飞机解决云南。
卢汉该不该去重庆?当时在昆明形成两派,一派主张去,一派主张不去。安恩溥、龚自知是主张不去的,他们担心卢汉去重庆面见蒋介石后,有改变起义初衷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卢汉此去,吉凶未卜,如被扣留,另改组云南省政府,这样,形势就会出现逆转,云南起义就会出现很大的周折。
安恩溥、龚自知的主张与中共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主张是吻合的。据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在1991年的《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起义》一文中说:“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从台湾飞抵重庆,召见卢汉。杨青田反映这个情况。我们研究后认为,现在卢汉还有些动摇,如去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返滇后将血腥镇压人民,大逮捕。也要估计到蒋介石对卢汉既想拉他又不信任他,也有被扣留,另改组云南省政府,委派其嫡系来掌握,以便垂死挣扎的可能。不论哪种可能,对云南人民都不利,以争取不去为好。”
杨适生将张群的电话转告卢汉后,卢汉派省府秘书长朱东丽、省府委员杨文清作代表到重庆。杨文清到重庆,时值李弥及其参谋长卓立也到重庆,交谈中,李弥说:“是谁人主张卢汉先生不要去渝?真是把卢汉先生害死了!我以为你就是要搞什么,也来后再说。”杨文清说:“是呀!政治问题,是有一些曲折的行动,如安恩溥只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只会直杠杠的干。“这等于将安恩溥不主张卢汉赴渝面见蒋介石告诉了李弥。李弥是蒋介石的心腹,卓立认为这无异在蒋介石面前控告安恩溥,回滇后即将此事转告安恩溥,要他多加注意。
卢汉在去重庆前多次召集安恩溥、龚自知、朱东丽、杨文清、龙泽汇、缪嘉铭、马镁、林南园到家中讨论他去不去重庆的问题。朱东丽、杨文清与安恩溥、龚自知争论十分激烈。朱东丽认为,如果不去,比打通电反蒋历害。安恩溥针锋相对地回答他:“去了比打通电拥护内战厉害,必大失人心。”杨文清说:“蒋总裁很诚恳,而且张长官等都说作硬担保,无须过虑。”龚自知反驳他说:“卢汉因是国家边疆大吏,一年以来,反三征,拒用银元券,截留国税,这只差插一杆反旗,去是凶多吉少。”
在蒋介石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卢汉通过反复思考,于9月4日在会上决定同朱东丽一道到重庆面见蒋介石,留杨文清在省政府负责日常事务,又与安恩溥、龙泽汇、杨文清约定,去后天天有电报,单日落“卢”字,双日落“汉”字,落“卢汉”就是假电报,或者没有电报,就是恶化了,你们就干起来。卢汉还命朱东丽当即写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的内容是:本主席因公出省,主席职务由民政厅安恩溥代行代拆,署名云南省主席卢汉;一道的内容是:本主任因公离省,在离职期间,如遇紧急事变,保安各旅及地方武装统由安厅长统一指挥,署名为主任卢汉。卢汉盖了章后亲手交给安恩溥。安恩溥接了两道命令后,心情十分紧张,又与龚自知一道,劝阻卢汉。一直到5日凌晨1时,卢汉表示再考虑,大家才离开。
5日清晨7时,安恩溥便到卢汉家,听说卢汉已经带着很多行李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安恩溥十分失望,垂头丧气地来到省训团。此时,他思绪万千,对卢汉此去的结果作了各种揣测。他最担心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怕卢汉一去不返,如他过去回龙云信中第一条中所说,让安恩溥当省主席,率领云南起义。他觉得此时云南政治由杨文清负责,军队由龙泽汇掌握,自己无法控制整个局面,无法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另一个是怕卢汉回云南后,从此作180’的大转弯,反过去拥蒋。他认为卢汉做事是留有余地的,过去曾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于1949年李宗仁上台后,曾请因走蒋经国路线而被人称为“太子派”的云南教育厅厅长王政送信到溪口给蒋介石,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向来不佩服李宗仁,他来代理总统,我怎么服从他,所以我现在的一些做法就是反对他,希望总统早日复职,我们一本初衷,忠诚不贰地拥护总统,党国才有前途。”安恩溥认为这是一招很有深意的闲棋,给后来留了许多地步。而越南调兵时,蒋介石称卢汉是模范军人,宋美龄也一向称赞他忠勇诚朴的相貌,为中央军将领中所无,几年来,又与张群勾结得很紧。因此,卢汉转而拥蒋是有可能的。
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出现哪一种,不仅会给云南的起义带来很大的挫折,也会把自己推向危险的处境。
正在这时,卓立进来了。卓立问他卢汉去重庆的用意何在,安恩溥便将他们在一起开会的争论告诉卓立,并向卓立出示卢汉写给他的两道命令,向卓立征求意见,如卢汉不回来,如何办?卓立回答他:“当然照他所嘱动起来,要紧的是积极准备。”
此后,安恩溥约卓立、陇生文到家中商量下步行动,安恩溥决定如果卢汉回来后出现180‘的大转弯拥护蒋介石,便把陇生文旅拉到滇西,运用尹集生团争取余建勋全部的合作,坚决沿着起义的道路走下去。在到滇西去的期间,请周钟岳出面维持昆明秩序,并接龙云回滇主持大计。但,如果脱离卢汉、龙泽汇,陇生文也只能保证带出一半的人员,这使安恩溥更感到棘手。
安恩溥在云南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之际,蒋介石在重庆招见了卢汉,正如卢汉自己所说,他从来没有被人问倒过,此次去见蒋介石,他连要说的话都早已想过了千百遍,作了充分的准备。万不料蒋介石一见到他,第一句话就出乎意料地问道:“安恩溥那样的坏人,你为什么还不处理?”卢汉相当局促,停了一下才答复他,安恩溥与龙云历史关系虽久,矛盾也深,过去就是受不了龙绳武的气,才丢掉军长不干,来重庆人陆军大学学习的。此后,他们的谈话才转到别的问题上,并达成了协议,其主要内容是蒋介石拔给卢汉银元一百万元,准许卢汉编两个甲种加强军;现云南、将来云南的部队(包括空军)统归卢汉指挥;卢汉承认一本初衷,一切服从蒋介石,拥蒋反共;即时实行“整肃”,逮捕他们认为有反对内战言行的民意机构、学校、报刊、社会人士以及学生、工人、政府干部;积极组织“围剿”边纵;部分改组省政府。蒋介石始终没有忘记安恩溥,在送卢汉走时,又再一次告诫卢汉:“对安恩溥要处理。”并将安恩溥列为了整肃的重点对象之一。
7日下午,卢汉安全返回昆明,当晚,安恩溥单独去见卢汉,卢汉便把蒋介石特别注意他的情况告诉了他。安恩溥听了后,要求交代本兼各职听候处理,卢汉安慰他,叫他不要理会,各人照常工作。
卢汉从重庆回到云南后,跟着他来昆明的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风、西南区区长徐远举为首的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在蒋介石的被迫下,9月9日,卢汉宣布解散云南省参议会。当晚,大批军警在特务的率领下,逮捕了400余人。国民党特务想借刀杀人,将卢汉推到人民的对立面,竟然判处200余人的死刑,使昆明陷人白色恐怖之中。
卢汉虽迫不得已进行整肃,但他事先便秘密通知被列为重点整肃对象的杨青田等人速速隐蔽,并通过民主人士刘淑清把即将整肃的消息告知地下党员唐用九,使中共地下党昆明市委能事先采取各种应变措施,作好准备。此后,中共地下党昆明市委又根据中共中央的一贯指示精神,在严峻的形势下,对卢汉采取又斗争又争取的方针,并通过宋一痕向卢汉指出其结果,使卢汉对被特务判处死刑的人,X.I~2要“慎重”为名,不予执行,并用各种办法应付毛人风,对被捕人员加以保护。
“九九整肃”开始后,安恩溥因自己是整肃对象,便书面呈请辞去本兼各职,听候处理。
在开展“整肃”的同时,蒋介石又派国防部总参谋次长肖毅肃到昆明督促、部署“围剿”云南人民武装,卢汉密令龙泽汇把蒋系中央军在滇东南、滇东、滇南等地的一些军事行动告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领导人朱家壁。
见卢汉对“整肃”、“围剿”人民武装和对自己的态度,安恩溥明白卢汉并没有如事前推想的那样来了个180’的大转弯,写了辞职报告之后,便留在昆明静观事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继续胜利进军。为了迅速解决云南问题,以西南为基地进行负隅顽抗,10月初,蒋介石下令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暗杀安恩溥,沈醉已布置好凶手,并用重金收买了安恩溥的司机,准备行动,幸好安恩溥已有所警觉,加上肖本毅出面制止沈醉的暗杀行动。肖本毅是四川人,云南讲武堂十四期毕业,与安恩溥有同学之谊。蒋介石派他到云南督促“围剿”人民武装的同时,要他监督、争取卢汉。在沈醉奉命要暗杀安恩溥时,他制止沈醉说:“安恩溥与卢汉的关系与一般不同,要我做卢汉的工作,杀安恩溥就是逼反卢汉,教我怎样做工作?”肖,本毅还派车将安恩溥和龙泽汇接去谈了一夜,要安恩溥变拥龙为拥卢。安恩溥敷衍他说,过去我跟着龙主席混饭吃,现在跟着卢主席混饭吃,说穿了,我是拥我自己。
此时,为了粉碎蒋介石步步紧逼,控制云南,使云南成反动残余在西南负隅顽抗的基地的阴谋,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揭露和反对卢汉执行蒋介石反动命令的同时,进一步开展争取的工作,并在各游击区内开展反“围剿”的斗争;解放军总部也派人向卢汉介绍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用具体事例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消除卢汉的一些顾虑,卢汉已表示愿意起义。
安恩溥处境危险,卢汉叫他搬到自己家中去住,安恩溥考虑到卢汉家中有特务,若搬过去,反而加重了卢汉应付蒋介石等人的困难,委婉地拒绝卢汉的好意,要求搬到五华山大营门外的几间小房子里居住,并请卢汉告诉警卫营架一部电话,籍大营门卫兵保护自己。同时又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卸职的事不能再拖了,非交不可;到10月底才奉准将民政厅交与朱丽东,省训团交与马镁。
人民解放军继续南进,在湖南衡阳至邵阳一线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部四万七千余人,解放广州,在广州西南又歼灭国民党余汉谋部四万余人,步步向广东、四川进逼。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下,交卸了职务的安恩溥感到继续留在昆明不利工作,打算到昭通,但考虑到昭通是个死角,其弟安纯三部原来的一个团的兵力质量差,童登文团系李弥旧部不可靠,又有龙绳曾、龙奎垣等与自己矛盾重重,到昭通后不好活动,于是改变主意,决定去滇西。在尹集生团隐匿起来,在余建勋部开展策动起义的工作。临走之前,他又去拜望卢汉,卢汉告诉他这几天情况很紧,蒋介石要把政府机关搬到云南来,如果压得太紧,不能再拖,只好干起来再说。并吩咐安恩溥不必要时少来见面,以免引起特务的注意,惹来麻烦,到时候会叫人来找他。安恩溥见卢汉还是一本初衷的要起义,便在昆明留了下来,继续协助卢汉开展策动起义的工作。


(六)


11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于15日解放贵阳,30日解放重庆。月底,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已接近云南,12月4日,解放南宁。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前进之际,蒋介石已由台湾到重庆、成都,准备立即把国防部、陆军总部等军事首脑机关迁入昆明,抢先控制云南。如果蒋介石的计划实现,云南起义的可能性就将丧失。形势紧迫,卢汉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起义。
12月9日拂晓,龙泽汇开车接安恩溥到五华山研究起义事宜。本日下午,张群到昆明,卢汉便趁机以张群到昆为名,召集在昆蒋介石集团主要军事、特务头目李弥、余程万、李楚藩、石补天、沈醉等人于傍晚20时到卢公馆开会,将其扣留。22时,实行戒严,并正式通电起义。
云南起义后,废除了旧的一切军政机构,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下设军务处、行政处、财务处、文教处、公安处,作为暂时的过渡性机构。安恩溥任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行政处长。
在大变革的过渡时期中,行政处的工作也相当紧张,特别是政权问题,但,安恩溥并没有五日京兆的临时思想,而是夙兴夜昧地勤理政务。按临时军政委员会的意旨,各县政权要等待统一安排,由上而下的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安恩溥与云南地下党取得联系,由他们出面去做工作,贯彻党中央“维持现状,听候大军人滇接管”的指示。
云南起义后,一些地方上的实力派错误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视为与过去的政权更替一样,在响应起义后,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继续在地方掌权,甚至电告省临时军政委员会行政处,索取新的县印。有的地方上的实力派为了争夺权力,发生械斗,在地方上引起混乱。典型的如安恩溥的家乡镇雄县,1949年12月9日卢汉起义后,镇雄县长陇均府及镇彝威剿匪指挥官陇承尧二人先后响应,并分别发出起义通告。陇承尧置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14日“地方部队驻扎原地,听候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收编,各专员县长在职责范围内各守岗位,听候人民政府处理”的电令于不顾,为了趁乱排挤镇雄县长陇均府,总揽镇雄军政大权,便趁陇均府不在县城之机,与指挥部的参谋主任熊启嵩一道组织镇雄临时政务委员会,将民团召人县城,重新委派各乡镇乡镇长,与原县政府、各乡镇乡镇长势如水火,并调动武装,相互械斗,使城乡秩序极度紊乱。
安恩溥闻讯后,当即电安纯三,要他告诫陇承尧、陇均府“各守岗位,化除私见,并合力维持地方治安,听候人民解放军之接收,勿再有特殊实力威逼之举动。”
但陇承尧一意孤行,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索取镇雄新政府的大印。17日,安恩溥又电镇雄,告诫陇承尧,“解放大业,与过去政变迥然不同,自称名号,索取县印,后果不堪设想”,要他遵照“一二九”通电的四项原则,与陇均府“协力合作,各守岗位,维持地方,以免将来作为清算之目标”。与此同时,又电告陇均府,不要将县政府移交给陇承尧,要等候新政府来再作移交。陇承尧接电后,仍然置之不理,与熊启嵩一道,将陇均府拒于城外。安恩溥又电告陇承尧,并未委派熊启嵩为镇雄县长,要陇承尧速通知陇均府回县城办理一切政务,做好交接的准备工作。又严斥熊启嵩,命令撤销镇雄临时政务委员会。同时,指示昭通专员安纯三派人到镇雄调解,将陇均府调离镇雄,此后的移交手续由县政府秘书郑德贻代办。
通过安恩溥的反复告诫和多方做工作后,到1950年1月中旬,镇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没有造成大的乱子。
安恩溥等人的多方调停和努力工作,为稳定云南的大局,使云南的各级政权和平接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起义到接管的过渡时期中,少数地方豪强想趁混乱时期大捞一把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
安恩溥在积极做好政务工作的同时,还参加了昆明保卫战防务的研究,为昆明保卫战出谋划策。
昆明保卫战结束后,安恩溥又参加了组织欢迎人民解放军到昆明的工作,担任云南欢迎人民解放军莅昆大会筹备会主席团成员,到春节前将此项工作准备就绪。
在打退了进攻昆明之敌,迎军工作大体就绪,解放军大部队到昆明之际,安恩溥感到特别轻松。在卢汉举办的一次慰劳过去,鼓励将来的会餐会上,他与一群进步学生一道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的进步歌曲。此时,年近花甲的安恩溥回顾往事,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知道,新中国的成立,决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天翻地覆的大事,从此,中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他决心在今后要认真改造自己,脱胎换骨,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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